八里坪遗址出土的陶器。本文作者供图

　　八里坪遗址出土的燧石钻头和箭镞。本文作者供图

　　附属于建筑基址FJ2的石构排水渠。本文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在中华文明的宏大版图中，山西晋东南地区始终占据着关键位置。在这片被太行山与太岳山深情环抱的土地上，沁河如一条灵动的丝带。而沁水八里坪遗址，就静静隐匿于郑庄镇八里村与庙坡村之间，似一颗被时光珍藏的明珠，在山河的怀抱中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当考古手铲轻轻叩响这片古老的土地，一场跨越数千年的时空对话就此开启。20世纪80年代，八里坪遗址初露真容，吸引无数目光聚焦于此。2020—202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携手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晋城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等单位，对遗址展开了系统的调查、钻探、发掘。

　　四千多年前的城市“三环”

　　 近年来围绕遗址及沁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宛如一把钥匙，为还原早期中国中原核心区和周边区域文化交流互动提供了更多线索。

　　经过系统调查和钻探，一幅宏大的史前图景在眼前徐徐展开。沁水八里坪遗址面积不小于100万平方米，如此庞大的规模，在晋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堪称翘楚。在史前时期，聚落的规模往往与社会的复杂程度密切相关，大规模的聚落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口、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复杂的社会结构。

　　这里承载着庙二晚期、龙山晚期、二里头时期的文化遗存，仿佛是一部厚重的史书，记录着不同时期先人的生活与奋斗史。从遗址的分布来看，各个时期的遗迹相互交织，却又有着明显的层次和界限，诉说着历史的变迁。庙二晚期，遗址便已规划了内外三重环壕，内、中、外三重壕沟平面呈圆角或半圆角长方形。外壕沟内现存面积46万平方米，中壕沟内面积5.5万平方米，内壕沟内面积约1万平方米。环壕的建造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它不仅仅是简单的防御工事，更是当时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的体现。在史前社会，环壕的规模和布局往往与聚落的等级和权力结构相关。大型的环壕可能是围绕着贵族居住区或重要的公共建筑，而较小的环壕则可能是围绕着普通居民区。它们将聚落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有着特定的功能，居住着不同身份的人群。

　　 2021—2024年，我们围绕遗址内壕沟和中壕沟内核心区进行细致发掘，发掘面积达2400平方米。在内壕沟北部和中壕沟北部，两处庙二晚期建筑基址如历史的见证者，告诉我们中壕沟和内壕沟内是八里坪遗址的核心区，相当于宫城。庙二晚期时规划有序的三重环壕、两座高等级的建筑基址，以及有领玉环、玉璧和白陶鬶足等高等级遗物的发现，表明这里的社会结构已出现明显的等级分化。这种分化促进了如制陶、玉石器制作等领域专业化分工的发展。

　　到龙山晚期，整个聚落的功能区划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壕沟、内壕沟及夯土建筑基址均被废弃，在建筑基址的东南部出现了规划有序的陶窑。此时手工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制陶、玉石器制作等行业日益繁荣，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在遗址中发现的龙山晚期陶窑遗址，就是这一时期手工业发展的有力证据。

　　多元文化互动的“熔炉”

　　晋东南地区东依太行山，西靠太岳山，沁河与丹河穿流其间，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单元。这种半封闭的地形既孕育了独特的本土文化，也为其成为文化交流的通道提供了可能。太行山脉和太岳山脉如两条巨龙，阻挡了外界的干扰，使得晋东南地区的文化能够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发展。而沁河和丹河则如两条灵动的纽带，将晋东南地区与外界连接起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早在仰韶文化时期，晋东南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互动。长治小神遗址的仰韶文化陶器，就是一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无声史书”。多数器类形制接近西王村类型，少部分含有大司空类型的文化因素，极少部分同庙底沟类型相似，仿佛是不同文化在时光长河中交织碰撞出的绚丽火花，显示出文化融合的初步迹象。

　　八里坪遗址，恰好处在“太行—沁河”文化通道的咽喉位置，见证着周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里西距陶寺遗址和周家庄遗址直线距离均为90公里，南距二里头遗址110公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节点。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文化能量场，吸引着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向这里汇聚，同时又将这些文化元素传播到更远的地方。陶鬲，这一龙山时期常见的器物，在八里坪遗址有着独特的装饰风格——口沿外贴泥条附加堆纹、压印绳纹。这一类装饰风格最早可以追溯到龙山初期的晋中地区。它沿着沁河河谷向南传播，在八里坪一带被广泛认同并发展成熟，此后逐渐向外扩散，向西达晋西南，向南则影响了沁河下游的济源盆地。

　　八里坪遗址出土的龙山晚期陶器，无论是器物组合还是器形特点，都与长治小神遗址有着更多的相似性。同时，它与晋中地区、豫北冀南地区后岗二期文化、郑洛地区王湾三期文化，以及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都有着更加密切的互动交流。东方海岱地区的快轮制陶技术、玉石器制作工艺以及独特的葬仪习俗，通过太行孔道率先传入晋东南，经沁河流域中转后向西影响晋西南地区，最终融入中原文明，奏响了一曲文明交融的交响乐。这种“多元并存”的格局，为晋东南成为文化枢纽奠定了基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思想的碰撞，为中原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

　　文明崛起的“催化剂”

　　从距今4300年的庙二晚期到距今4100年的龙山晚期，再到距今3000多年的二里头时期，八里坪遗址的文化面貌表现出融合、传承与创新。庙二晚期，东方文化因素传入；龙山晚期，多元文化交汇达到高峰；二里头时期，本地龙山文化的延续与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存。八里坪遗址出土的器物与二里头文化相比，既有联系又有自身特色，显示出中原王朝对周边区域的强烈影响；同时，本地传统仍被保留，体现“和而不同”。这种变化展示了文化互动的动态过程，以及周边考古学文化向中原核心区二里头文化凝聚的态势逐步加强。最终，在二里头时期，晋东南地区与中原核心区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八里坪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丰富了晋东南史前文化的内涵，更以实证揭示了这一区域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进程中的枢纽地位。山河交汇的地理形势，使八里坪成为多元文化互动的“熔炉”；控制交通要道的战略位置，使其成为文明崛起的“催化剂”；最终，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整合，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当我们站在八里坪遗址的黄土台地上，仍能感受到那跨越数千年的文明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辉煌，正源于无数文化支流的汇聚与交融，而晋东南地区，正是这一壮阔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山河纽带”。

　　 （作者：赵辉，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