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古籍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华文化之所以弦歌不辍，古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内容来看，古籍包罗万象，凡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宗教、科技，无所不包。从形态来看，古籍也丰富多彩，除了有“写”“刻”之分外，还拥有“简册”“卷轴”“线装书”等不同形式。古籍珍善本在存藏过程中，还因为历代藏家的题跋、批校，形成了珍贵的递藏本、批校本，是中国文化传承积累的直观体现。

　　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出版业迅猛发展，古籍逐步告别了传统线装书的形态。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蓬勃发展，中国文化的基本典籍都有了适合阅读的现代整理本。古籍的核心价值固然是其内容，是文字所承载的历史、思想和文化，然而古籍的形态，包括纸张材料、印制工艺以及附着于物质形态上的传藏痕迹等信息，都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和人文价值，不应忽视。

　　不同的古书，都有属于自身的形制，其开本、版式、字体、签条、扉页、牌记，甚至函套的材质和色彩，都体现着古人的审美选择。传藏有序的珍善本古籍，更有历代递藏者和经眼者的校勘、题跋、钤印，承载了他们的认知与情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元素。比如，宋代赵明诚所著《金石录》，国内多家出版社出过整理排印本，基本满足了学术研究的需求。去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宋刻大系”丛书中推出了上海图书馆藏宋本《金石录》高清影印本，让这本古籍收藏史上最负盛名的宋本走出深阁，让更多读者能共享“金石录十卷人家”的自豪。近日，我又看到上海书画出版社高清复刻了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全本”《金石录》，特装本上市转瞬告罄。《金石录》受到现代读者热捧，正是“古书之美”仍能打动今人的有力证明。

　　中国有着悠久的藏书传统，现存5000万册古籍多数都已作为国有资产收藏于公藏机构。改革开放后，民间古籍收藏复兴，但私人收藏古籍的总数不多。出于文物保护需要，除了在一些特定展厅能够见到古籍“真身”，一般读者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古籍原本。

　　近年来，北京在报国寺重启古旧书市场，上海在苏州河岸恢复樱花谷旧书市集，天津在海河之滨举办旧书市集。古旧书市的重启，不仅仅是提供了更多书籍流通的渠道，也给普通读者一些近距离接触古旧书真容的机会，让人们有机会领略古籍文字之外的形态美与人文气息。

　　让古籍更亲近大众，我认为，应提倡和鼓励古籍公私藏馆在符合文物保护要求的前提下举办更多展览，为公众提供更多接触古籍的机会。我曾多次参观过国家典籍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等，深感博物馆展陈是向公众传播古籍知识的绝佳平台。我希望观众在博物馆不仅能看到各类书画艺术大展，也能看到简帛文献展、写本书籍展、宋元刻本古籍展；不仅能看到“殿本”官刻古籍，还能看到汲古阁刻本、闵凌刻套印本等民间精善本古籍。

　　应对古旧书业予以更多扶持。苏州“文学山房”江澄波老人在古旧书业80多年的坚守，感动了不少人。他的书店，从1899年算起，已经有126岁了，是几代读书人的文化记忆。当下除国营古籍书店外，还有不少民间人士仍在坚持经营古旧书业务，古旧书店已成为富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地标。对于默默坚守的古旧书业，应该提供更多帮扶，留住遍布各地的富有特色的文脉。

　　现代科技正让古籍从“文物”变为“活态”的文化资源——古籍数字化解决了“藏”与“用”的矛盾，强大的搜索技术让古籍文本“可查”“可读”，VR视觉技术让古籍“可感”“可互动”，新媒体传播促成古籍“破圈”、与各种网络文化共生。显然，古籍从“高阁”走向大众，离不开各类科技的力量，尤其是媒介融合。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种变化，通过数字化、智能化以及传播形式的不断创新，降低古籍的接受门槛，如此，古老的智慧将更好地融入当下生活。

　　 （光明日报记者韩寒采访整理）